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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这些资料递给了检察官,并且说道:“我想请我们证人,可以证明孙征义对沈小晴的文件有不满。”

“准。”

就看着门打开,走进来的是生产科的赵科长。他说道:“孙征义和我是同乡。他从项目开始就跟着项目,我们的配合也很默契。虽然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压力,但是他从来都不服输。但是沈小晴回来之后,他每次来到了工厂车间,整个人都有些颓废。我们问他他也不说,就是在晚上喝酒之后,他说自己觉得憋屈,觉得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还有一个大学都没有上的丫头。”

“做伪证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请证人确认。”

“我十分确认。当时和我们喝酒的还有另外一个老乡。他也在我们厂里,叫做钱三宝。”这人说道。

“我反对!”这是沈小晴第一次发言。

“请说。”

“这个并不能证明孙征义的死和我有关系。难道一个学生,因为作业很难,然后就选择跳楼自杀,这是作业的错吗?一个工人无法完成工作,内心愧疚,这能说是工作杀死了他吗?”沈小晴举了两个例子指出了对方逻辑上的错误。

审判官的目光看向了张友昌,在等着他和他的辩律师的回应。

张友昌只是垂着眼,一句话都没有。

那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举手示意。经过审判官的同意之后,他说道:“即使沈小晴的理论是正确的,也能看出来孙征义是有自杀的欲望。整件事情和我的当事人无关。”

沈小晴终于明白过来了,眼前这位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并非企图把自己卷入其中,他真正的目的仅仅是要为张有昌争取无罪辩护。此时此刻,如果自己贸然发表意见,反倒会给人一种刻意诬陷张友昌的错觉。

于是,她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原告席上的公安干警们。

这时,一名公安干警站起身来,语气坚定地说道:“经过我方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孙正义的办公室阳台处发现了他衣物被撕裂的丝线痕迹。换句话说,可以推断出他的上衣在某个瞬间勾住了窗户尖锐的边角。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真心选择跳楼轻生,那么在窗户边缘留下的线头理应来自于其所穿的裤子才对。因此,综合种种迹象表明,孙正义极有可能先是遭受他人击打致晕,随后又被无情地推下楼去。”

这段话犹如一记重锤狠狠敲在在场每个人的心头,法庭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人们面面相觑,脸上都露出惊愕与难以置信的表情。而沈小晴则默默坐在一旁,看着同样在被告庭上的张友昌。

公安干警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孙征义是被人杀害,但是却没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杀人的人就是张友昌。

整个庭审陷入了僵局。

法官大人沉思片刻后,决定暂时休庭,半小时之后准备再次开庭。

随着法槌落下,张友昌恶狠狠地瞪了沈小晴一眼,嘴角带着不屑,仿佛在就是在说:没有证据,我照样会无罪释放。

沈小晴意识到这场官司远比她想象的复杂。他是被国安处带走的,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人愿意替他做辩护呢?难道国安处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吗?

郑秋霜跑到了她身边,说道:“下半场你就不用做被告庭了吧?这事情就是公安和张工的事情了。总之你有不在场证明,肯定不会是你。”

“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我可能还要在这里坐着。”沈小晴和声说道。

“好吧!你坐的离他远点。如果真的是他想要杀了孙总工,这人就太可怕了。”郑秋霜提醒道。

“我知道了。”

很快,休庭结束。

所有人再次回到了位置上。这时候公安的干警再次摆出了证据:“有人看到,张友昌在他掉落的时候,在孙征义的办公室旁边,且在我们进去工厂调查的时候,他也承认,他曾经到过孙征义的办公室。”

公安干警将当时的笔录提交了上去。

“我反对!”金边眼睛的男人直接说道:“我当事人去的时候,孙征义的办公室里没有人。”

审判官看着审讯的笔录,道:“反对有效。”

张友昌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沈小晴这个时候说道:“如果张友昌不知道孙征义工是怎么落下去的,也没有去现场勘察过。孙征义的办公室在三楼,这个高度正常跌落是不会造成人员死亡的。那么张友昌是怎么确定他的死亡了呢?”

张友昌眼中像是淬了毒一样。他看着沈小晴,像是在警告她,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沈小晴的话给了公安干警新的思路,道:“这次的案子被报社意外提前曝光,造成了不少的社会影响。而从孙征义跌落到记者到来,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只能是有人通知了报社,并且有意去误导并且诬陷被告沈小晴。那天,在工厂的请假及出门单上,只有张友昌的记录。所以我们怀疑,他是有意想通过报社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审判长,我们有证据,证明张友昌向去光明日报提供了消息。”就听着在陪审团的角落坐着的一个人站起了身。

沈小晴仔细一看,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陆北庭。他带着鸭舌帽,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不认真找还真的找不到他。只是自己没有通知他,他是怎么知道今天自己要出庭呢?

“我请求审判长允许证人出庭。”公安干警提出的申请。

“可以出庭。”

审判庭的门再次打开,出来的是戴着手铐的记者。他说道:“我当时是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才去的工厂。”

路北庭将资料送给了公安干警。

公安干警看着资料上显示,在那天的中午,有人通过一部公用电话,向两个报社打了电话,并且还有另外的一个记者写的笔录。

而这个公用电话亭的摊主也有笔录,当时的确是有一个男人,身材不高,大概一米七五的样子,整个人穿着绅士,打了两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