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7日，我决定去一次南昌。
我这次南昌之行的责任：作为厂长，我要为企业明年的发展，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我妻有心病，她是丧偶后嫁给我的。有一个儿子留在伯父家中，她常在挂念离膝的儿子，这次南昌行中，我就有想看看小孩子的打算。
送我上杭州火车站的黄哥，就是小孩的亲伯父，我平时叫他黄哥。
黄哥在部队任连长，退伍到杭州水产局任职，为人豪爽，江湖气很重，好酒嗜烟，他豪言养侄儿，故而他硬是把四岁的小孩，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由于他家中小孩已有四个了，再抚养一个，也有困难，一年后，他就送给了他一个在部队做营长的战友为养子了。
他那个战友姓冯，浙江义乌人氏，转业后到江西共大广丰分校任教。
把小孩送给革命军人、大学老师的家中作养子，我们是放心的，受的教育比在我家好。
但与小孩分别已有十年，我也有责任去关心他的呀！前段时间，从黄哥中传来信息，小孩顽皮，淘气，学习不上进等坏消息。老婆虽然想小孩，但她觉得已经送给了别人，就不要去打扰对方的生活，不让我去找寻。
妻子生怕别人家中不和睦，好心的妇人啊！然而，我想我一定要找到小孩，看看他的现状和生存环境。
因此，我这次南昌行，实际上是公私兼顾呀！
清晨五点，火车停在了上饶火车站。
看着铁路两边的村庄、住宅与农村的面貌，从人们衣着、交通工具等方面，与杭州的农村逐一作比较，江西至少落后十五年。
1982年9月8日上午10：30分，我来到了南昌站。
我一到出站的验票口附近，我凭借我身高的优势，朝外面一眼，就看见站外有一位老人，手举着接站牌，在接客的圈子外边的空旷地等着我，我不费力就见到了他—那是一位退休的姓涂的师傅。
涂师傅是一个一米七左右的精干老人，六十出头，精神饱满。一颗不大的圆圆的头颅上，长着短短的直竖的头发，头发并不浓密。然而他长有浓浓的眉毛，遮住了他那不太大的眼睛，显得有喧宾夺主之嫌。
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睛中，精光四射，在注视着出站的旅客人群，这分明是在搜寻他所要等待的客人；他胡子刮得很干净，紧闭双唇，一脸的严肃与期待；他身穿白色长袖衬衣，连风纪扣也扣上了，而直，袖口上的扣子也扣着，严谨到如此。
长衬衣的下摆塞进长裤腰中，用一条军用皮带，紧束其没有肚腩的腰上，锃亮的镀铬的皮带扣上，有“八一”二字在阴雨下泛着黝黯的光芒，甚是惹眼。下穿黑色长裤，脚蹬黑色的皮鞋，全身上下白黑分明。
他左手撑着伞，右手高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纸牌，不显吃力。好一位简干爽朗的南昌老人。
昨天杭州上车时，还星光灿烂，而今天，南昌的天气，阴雨绵绵了，是天有不测风云？冥想中，我随着人流走出了验票口。
我加快步速，径直走到涂师傅面前，主动上前，打了招呼，伸出了手，并叫了一声涂师傅你好，他简捷有力地回答了一个南昌方言浓重的“好”字，把右手的纸牌往腋下一夹，随即握住了我的手。
我刚从火车上下来，手是热烘烘的，他站在雨中，举着牌牌，手是冷冰冰的。冷热交融啊。他的手劲很大，很有刚性。
简单的寒暄后，涂师傅就领我出站。我说，天在下雨，我们打个的吧，老人说，一点小雨没关系，还是乘公交车省钱。边说边朝五路车站走去，不容你有回旋的余地。
凭这两分钟的见面，我就断定他是个耿直的人。
上了五路公交车，没有座位，站着挤着，公交车上嘈杂不堪，无法聊天交谈。到瓦子桥站下了车，各人撑着一把雨伞，距离拉远了，还要提行李，气急喘喘，更无法聊天交谈了。
再加上，涂师傅只顾前头引路，而且步速很快，我只得默默无言地跟在他的后头，没有交流。走了十来分钟，到他住的市百大院了，我的皮鞋进水了，脚上湿漉漉地不适意，他并没有觉察我的不适。
跟着这位老人，我登上了去他家的扶梯。
涂师傅原先在市百货公司工作，是个驾驶员。所以他家住的是市百公司的宿舍楼。他有六个子女，四男二女，孩子都未成家，加上他二老，八口人住60平米房子，看来他的生活并不宽裕。
吃午饭之后，我把从厂里带来的九十元工资，交给了他，我告诉他，以后的工资，在每月的十六日左右由财务给汇到南昌。
这次南昌之行，我还从厂里给他带去了两条长嘴西湖香烟，另外，我还特意带了本有关蓄电池使用维护的技术书，让他增加一点业务知识。
他说：他买了些菜，约了八家单位，今天晚上到他家里来聚会，大家见见面，也算是为我接风。
我本来就有计划，在我离开南昌返杭的时候，由我厂里出面，找酒店宴请犒劳南昌的新朋友们，他既然已经邀约了，只得按他的主意行事了，耿直的人就是这样的想当然，按自己的意向行事。
九月的南昌，大雨连续不停，寸步难行。中午将近，雨小了一点，天气有转晴的迹象了，空气里还有凉丝丝的湿意往下落，温度变得很舒服起来。
到南昌好几天了，我住在“劳动服务大楼”的旅社里，对南昌市场的走访到达了预想的目标，还新结识了铁路南昌车辆段的一些朋友，为以后扩大业务打下了基础。
与我同室的还有三位客人，一位年轻的是我浙江老乡，一位是四十多岁的东北人，还有一位是江西省一个中部县的财政干部。我们四个人摆了一晚的龙门阵。
因为我南昌任务完成后，将顺路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广丰分校。所以，我向江西的那个财政干部，打听江广丰分校在哪儿。
1982年9月14日早晨七点多，我登上了南昌至金华的慢车，去上饶，再转汽车去广丰共大。此行的真正的动机是去寻子，是真的寻子啊！稍带也去推销业务，公私兼顾。
南昌至上饶，铁路相距260公里。
那个慢车真叫慢车啊，有多慢？足足跑了九个多小时。大好的时光，消蚀在这条铁轨上了。
这次南昌之行，我是以厂长的身份，到南昌检验下属的工作为主线的。
我本人不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可以说性子有点急躁，凡事求快，但我又是个胆子怯弱的人，凡事又求稳，多重性格，有点性格矛盾。在慢车上想快，是没用的。
这个时候，我在车上默唱着京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在百鸡宴开宴前的唱词“……心焦急，只觉得时光太慢……”，那只能想慢的好处了。
出站之后，直奔上饶长途汽车站，去买去广丰县的车票。我已经在车上打听到广丰分校的具体地址，据说是位于深深的大山，上饶没有直达到共大广丰分校的汽车，只能到广丰县城转车。
时值九月中旬，秋高气爽，但上饶的天气出奇的冷，街上的人都穿了制服，老年人都穿了毛衣，而我出差在外，还是盛夏的短袖衬衣，到车站广场的服装市场去转了一圈，女装为多数，男装极少，只有军便装，尺寸又小，我人高，尺码大，没有衣服可买。还是找旅馆住下再说。
上饶铁路招待所，四个人一个房间，每人每晚住宿费八角钱。那时候，房间还没有电视机。
还有三个人，二个是去南昌上中专的学生，另一个中年人，是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
来广丰，是来寻找我妻与前夫生的儿子。看着成功的父子，真羡慕他们。思绪把我带回到1972年初夏。
我妻子的前夫，是当时大紫大红的三代贫下中农，所以，家徒四壁，也是必然。他们姐妹三人，兄与姐在杭州生活，老家只留老母与小弟二人。这位小弟，这是一个志气很高的男人。
他初中毕业后，1962年参加了财税局招收的临时工，被委派在县大门的火车站，做财税征收交纳工作。
他工作出色，年年先进，人也长得帅气，所以被我妻选中，嫁给了他。1971年，整顿财税队伍，因为他是临时工，属凊退人员。
为此，他想不开了，在单位宿舍寻了短见。撇下了三岁的儿子与24岁的老婆， 还有生产队150余元的欠款，做了人生途上的逃兵。
1972年5月，我与妻结婚后，去她原居村里，打迁户口的证明书，当地的村书记，已经受了在杭州的兄、姐的委托，卡住了孩子的户口。并且说，小孩户口不能迁，人也不能跟母亲走。
一来，杭州男家的成分不好，去落户了要吃苦头的。
二来，小孩要留下来，等长大后，为他们家开门户。并且说，小孩由伯父，伯母二家带，长到十六岁，送回老家立门户，你们可以常来常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妻毅然同意，在村领导的见证下，签了协议书。
我抱着四岁的儿子，逛荡在市镇街心。我当时的想法是清醒的，孩子的监护一大帮，有父系大伯、姑妈、堂房尊长及行政干部，母系的舅舅，姨妈。
这十多个儿子的“大人们”在合议他的“前途”，我应该靠边站。我在离开会场前，发了一圈香烟说：“这里的财产，我一概不要，欠生产队的费用，我马上付清。孩子，如让我们带走，我们去绝育，不生养了。”
孩子法定监护的一众人，希望他能保持这块贫下中农的金字招牌，经过权衡利弊，决定不迁孩子的户口，孩子由大伯负责抚养，姑母协助照顾。
因为我家漏划地主的招牌，生生地把母子分开了，为此，我妻已遭受四十多年的苦难了，估计还要延续。
开始，我们常抽空去杭州看孩子，但孩子的大伯不准我们去探望，说,我们去探望，会妨碍孩子的安静生活，不利成长。此话或许有一定道理。我俩尽力地克制着。
孩子的大伯，我同他交往较多，在交往中，知道他一点情况。他是海军营级军官转业，在杭州市水产局工作，1972年底，我去过他官巷口羊霸头的办公室，当年，他的办公室的办公桌很大，很气派。
三十后，21世纪风行的大班桌、经理台，其实，早就有了。然而，慢慢地，他官职变小了，到八十年代初，他下到了在艮山门的水产公司汽车队了，后来，成了汽车队的电工。
我尊他为黄哥，他称呼我为弟。我发现，他的酒量在逐年增加，一头雄狮一样的黑发，慢慢地变成灰白，而且脱发厉害，听说，他为人，一直对下级的人好，对同级的人傲，对上级的人骄。性格悲剧呀！
他真心想为同胞弟弟做点好事，强留弟弟的骨血抚养，他虽有较高的工资收入，但他本人有三个小孩，他低估了养子育人的难度，更加低估了他夫人的承受能力，因为他二夫妻为这个孩子常常吵架。
1973年春节，我俩去看孩子，他大伯说，他把孩子交给他的一个战友去托养了，所以，见不着了。尽管我妻苦苦哀求，他大伯守口如瓶。
孩子的影踪，连大伯的家的其他人和孩子姑妈家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他大伯一人知道。到1981年，我在他的工作地与他同进午餐，他突然悲切地说：弟，你把孩子领回去养可好？！
我懵了，我问怎么了？他说，孩子大起来了，很顽皮，很淘气，读书成绩差，逃学，撒谎，他加了一句他老家方言“小鬼勿得依惜”。
我哑言。
后来碰到他，才告诉孩子的居住地，我才有这次的寻子之行。是他帮我买的卧铺票，并通过他在火车站工作的战友，亲自把我送到了母子候车室优先进车厢。
到1982年，与孩子分别已是九年了，孩子已13岁了。
1982年那时候，我们一家生活在社会底层，苦不堪言，因此，根本没有能力去顾及这个送给别人做儿子的孩子了。
天下的母亲，哪有不想念自己的骨肉的？！老婆想儿子是肯定的，但实际上，当时的我家，的确是负不起保证能养好这个孩子的责任。
我们权衡利弊，觉得孩子生活在养父母家中，物质上肯定是比我们家丰裕的，再说，孩子与四周邻居，并不知道自己是领养的，所以不存在精神上的抑郁，他是文化家庭，居民户口，吃商品粮，老家有多间房屋。所以，我们心中是把孩子当作是嫁出去的女儿一般。
小孩的养父，义乌人，姓冯，我一直称呼他为冯老师。原在海军某部任文化教官，后转业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广丰分校任教历史，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制后，任学校林场的场长。
我是1982年9月15日去广丰“共大”的，这个时候，“共大”已经改制，广丰分校已停止招生，原有的教职员有路子的走了，没路子的留守人员守着大片的山林，每月等着发工资。
广丰分校办在广丰县的岭底。从广丰坐车到五都，再转车到岭底，每天四班车。
从上饶到广丰，长途汽车比较多，一个小时一班。到广丰县下车后，我直奔县教育局，传达室登记时，传达室工作人员说，正巧，“共大”分校校长在开会，他叫我在大门口等一下，他进去，把共大的校长叫出来与我见面，我千恩万谢。
进教育局的大门，有一堵照壁墙，照墙的玻璃镜框内，张贴着教育局八一年度先进工作者的照片和事迹简介。
先进工作者分成三块，有教师先进工作者，生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我逐一扫视，发现孩子他养父冯老师，在优秀共产党员栏目下，榜上有名。
照片上的冯老师，一股刚毅之相，一脸正气，双目炯炯有神，鼻嘴线条分明，估计他性格刻板耿直。介绍栏写着冯老师的先进事迹。正看着，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领来了“共大”广丰分校的校长。
我自报家门说，我从杭州来看小孩，小孩5岁领养给冯老师的，校长脸色有点不宁了。我连忙解释：听说，现在小孩不乖，调皮，逃学，想来看看。我保证，我决不会去打扰冯老师家庭的安宁生活。
他告诉我，下午1.10分有一趟直达班车，可以进山。校长说他要开会，让我先去山里，叮咛我，要我帮忙，对小孩身世要保密，他明天返校。
去“共大”分校的长途车是老式的小型车，旅客很多，很挤，石碴路面，汽车颠簸得厉害，车沿着水库大坝向大山前进，山越来越高，云越来越低，车在云中走，人在雾中渡。
车子盘山前进，盘山而下。反复数次，终于到了岭底。
岭底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庄，一条大溪通过这里，蓄水发电，二排低矮的简易平瓦房，约有五、六十户居民可住，估计是“共大”的教工宿舍，每户屋前，码着斩断的整整齐齐的山柴，证明着男主人的勤劳与女主人的精致。
我下车向一位同车的旅客，询问冯老师的家，这位后来知道他也是“共大”职工的同志说：“冯老师十二号去义乌老家了，他小舅子病了，与妻子一同去的。”
我心怦怦地跳了起来，连忙追问，他的小孩有没有去？他说：“他儿子要读书，在的。”我想，还好。总算没白来，我的目的是看小孩，他养父母不在反而方便呀！
这位大哥热情地把我引到冯家，大门上着锁，小孩在学校还没回家。我趁此机会上邻居家探一探消息吧！冯家隔壁，有一位大妈，在廊檐下剥毛豆，我就地拉了一张木櫈，坐下帮她剥豆，聊起了冯家。
我自称是冯老师的朋友，出差上饶办事，顺便来探望他的，哪知他早几天接到长途电话后回老家了！
我抖露了一些从孩子大伯口中，积累的有关冯老师的信息，如海军军官，文化教官呀，字写得漂亮呀！等等，取得了这个大妈的认可与信任，聊了起来，在聊天中，陆续又过来了好几个大嫂大叔，一同参加聊天。
当谈到小孩，我大夸小孩懂礼貌，聪明，一进入小孩的话题，大伙儿话多了，我凭脑用心地记着，晚上在旅馆中记上了日记，归纳为：
一、大伙儿说冯对这个独养儿子很喜爱，但并非一味的宠。管教是严的；
二、 二年前，他人小，很皮，逃学，逃家都有过。现在好了，大一点了，懂事了；
三、小孩很懂礼貌，嘴巴也甜；
四、小孩读书成绩平平，妈妈要督促他完成家庭作业；
五、因独养儿子调皮，三年之前，冯老师从老家领养了一个女孩，亦很调皮，淘气，两姐妹很好；
六、全家和睦，经济收入不错，我补充，妈做裁缝，手艺不错吧，大家都赞孩子的妈妈为人和善，手脚勤快，做衣顺合身，褒扬一番；
七、冯老师是林场场长。
了解到这些基本信息之后，我直奔“共大”分校，找到了党支部书记胡奇伟，这位书记是冯老师的铁杆弟兄好朋友，我向胡书记表明来意：
一、想了解孩子近况；
二、了解他养父母对孩子的态度；
三、保证不暴露我的身份；
四、要求冯老师尽可能每年一封信，告诉我孩子的成长情况。我做到不回信，不打扰他；
五、我希望我可以见到冯老师，在杭州见更好，我留下了联系卡片，请书记转交。
这个胡书记，他当即邀我进他办公室去谈话，他向我介绍冯老师的许多情况：
一、冯老师是个好同志，他评上了1981度的优秀共产党员。
二、他的家庭教育很到位，对小孩的要求高是事实，所以，对孩子很严厉。这是父母应该做的呀！
三、这个小孩，这里的居民都知男孩是亲生的，女孩是领养的。冯老师并不知道小孩的亲生母亲在杭州的信息。孩子的户口是私下通过人情关系报进去的，这件事，如果公开，对冯老师的优秀党员的光荣称号不利，希望我给于配合，做好保密工作。
四、小孩子前几年比较淘气，自有了妹妹之后，比较好了，以前，妈妈宠小孩，冯老师要管教小孩，弄得夫妻也不和了，经过支部做了工作，现在夫妻和谐，好了。
五、对我的到来，他表示欢迎，对孩子生母的思念儿子的心情，他完全体谅，他支持我与冯老师单独接触联络，暂时不要惊动冯妻，避开冯妻为好，免得妇人有妒嫉之心，不可不防。
六、男孩是亲生，女孩是领养，这是邻居们的共识，请我注意到这一点。
我点头答应照办。胡书记短短的十几分钟，他明白了我的来意，还归纳了种种建议，冯老师有这么好领导做朋友，真是福气，从中也能嗅出冯老师也是一个正人君子。他看我真心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后，同我一起去了岭底完小。
我在岭底完全小学的校大门等着，胡书记进了校门，不久，下课铃摇响了，放学了！我的心，莫明地剧跳起来，我看见胡书记陪着小孩出来了，我莫明地热泪盈眶了！
他们走到了我的身边，我强忍激荡之心，抚摸着小孩的头颅，顺眼辩认他额顶上的头发，分明有二个漩涡，是他，不假，是儿子！
我能说些什么呢？！小孩长高了，但当年，十三岁的他，从身高体重上来评价，还不能算发育得十分健壮。
见到我的时候，胡书记向他介绍我：“这位是你爸的朋友，是专程从杭州来看望你爸爸的，”小孩像大小人一样，礼貌地叫了我一声叔叔。
小孩同我一起到了“共大”林场的招待所，每晚只需五角钱，晚餐在食堂吃，伙食费每人二角钱，一菜一汤，饭管饱。我把八只大苹果，二筒杭州颐香斋月饼交给了他。
我看了他的练习本，觉得他很粗心，字迹潦草，有大有小，不够整齐，我劝他好好学习，听父母的话，他嗯嗯着，他说要回家烧饭吃，先走了。我忙乱之中，竟然忘了叫他在食堂一起吃饭，他边走边回头向我招手示意，很有大人的风度，我真心很想叫他的名字，抱他一抱。
我胡乱地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沿大溪信步走到他家，他家大门紧闭，原来他去“共大”分校的食堂吃饭去了。他家邻居，招呼我去他家坐一会，等小孩回来，我也不知此地民风的深浅，就进了这邻居家的堂屋。
江西老俵好客，进了堂屋落座，主人就沏了茶，我与这位男主人聊起了家常。这个男人通情达理地说：“小孩乖不乖，其实没有标准可言，家庭不同，乖的标准也不一样的”。
正说话间，小孩儿回来了，邀我我到他家中坐，本想不进去，因为没有大人在，但这个邻居大哥，很通人情，主动陪我去坐坐。我想也好，有个大人陪着，就不会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
三间屋，房屋很浅，水泥地坪，家中没有大家具，摆放整洁。
我问小孩，你几岁了？答十三岁，问：读几年级？答五年级，问：成绩好吗？答：一般性。问：去年四年级期末成绩是多少？答：语文74分，数学98分，我说：数学还可以，语文要提高。
我问：少年报订了吗？答：妈妈不让订。我哑然了！问：泥们两姐妹好吗？答：好的。我说：你是哥哥，吃的要留给妹妹，家务劳动，你要上前多做一点，因为你是哥哥呀！懂吗？答：嗯！
问：你义乌去过吗？答：去年春节还去了一次。问；浙江好？还是广丰好？答：当然浙江好。我说：不见得！我看还是江西好！孩子说：我喜欢浙江。
我知道孩子说的浙江，是指冯老师的家乡义乌，我就说：“比义乌好的地方多的是，杭州，上海，北京，天津，广州……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好好用功读书，以180分以上的成绩考入初中，以后升高中，上大学，到那时候，就会脱离这个山沟沟，到那些好地方去生活。”
孩子呆若木鸡地听着。这时候，已有几个个隔壁邻居在听我二人谈话了。小孩么，毕竟是小孩，他牵挂着学校操场上的露天电影，对我们聊这种理想之类的话题，提不起兴趣来，或许，他根本没有想过，长大后必须离开这个山沟沟。
他说：“等一会，天黑了，下面(指溪流的下流)放电影，你下去吗？”意思是问我去不去招待所，我点着头说：我到招待所去睡，他反问我？你不怕天黑吗？我反问他：你不敢下去吗？他点头说不敢。
我又问，为什么不敢？他说：人家都说那个转弯处有鬼。我笑了，旁听的邻居大哥与大嫂们也笑了。
我随即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没有这事的，世界上根本没有鬼，从来都没有被鬼掐死的人，你不要相信这些有鬼的话，不过，人小胆子也小，长大了，胆子也会大的。”
一件事，至今尚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发现他右手上有二道刀伤的疤痕，问他怎么弄的，他说：我心急，是刀割伤的。我在想，刀割伤，只有一道疤，怎么会有两道呢？至今也没弄灵清。
这时有一位女邻居，她不知出于好奇，还是出于警惕性高，盘问我的来龙去脉，还问孩子认识我吗？我抢先回答，我是他父亲的朋友，孩子他不认识我，但你可以放心，我是好人，不是坏人，我有介绍信，工作证，是胡奇伟书记介绍认识的。
我机智地顺势从包包中，拿出了我的一张全家福照片，诙谐地指出，我的小儿子与这个孩子很相像的呢！她看看照片中我的小儿子与这个小孩，确实脸型蛮像的。
她点头说，看起来很像，我叫她与孩子注意看照片，我的小儿子与她的母亲是同一个模子刻的。大家称是，孩子点头也称是。
我问小孩，你有照片吗？他摇摇头说从来没拍过照片。我本当想趁机要一张他的相片回杭的。那时候穷呀！我还没相机，他从这一刻起，我有了买相机的念头，决心创造条件买一架相机玩玩。
我为了不犯言多必失之忌，只得叫孩子锁上大门，一同下去看露天电影，到电影场，我让孩子去看，我回旅馆去了！。并告诉孩子，我明天上午七点半的车回杭州。
我回到旅馆，取了毛巾肥皂，摸黑到溪边洗脸洗脚，再回招待所，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留给冯老师的一封信：请胡书记转交，信是这样写的：
冯兄：
很冒昧，我突然来到了你府上，很遗憾，没有见到您，相信以后总有机会。
我到岭底，下车后，一打听，知您不在家，到义乌老家去了。如果早知您不在家，我也不会来岭底的，原打算到学里，找到您见个面，我俩谈谈天，沟通一下就可以了。
我先去见了胡书记，把我来岭底的目的和我目前的家庭、工作等情况，全本向胡奇伟书记说明了。我来岭底前，就考虑到，孩子的户口是依靠朋友，关系，和组织上的帮忙补上的，所以深知其利害关系。
胡书记很尊重我，我很感动，我一生坎坷，人格与心灵上都受过重创，所以，我更感激胡书记对我的尊重，请兄代向吴书记致谢。还有，您的左邻右舍，知道我是您的朋友，也很真诚与热情的与我聊天谈话喝茶，也请代为致谢。
这次来，亲眼目睹，使我很放心，我回家之后，一定劝妻教心，在此，我代表我与妻，向你夫妻二人致谢，感谢你们二人对孩子的养育与抚养。
我深信，孩子在您俩的关怀教育下，悉心培养，他一定会成材，孩子幼年失父，以悲剧形式出演，在您夫妇的悉心调理下，一定能以喜剧的形式结尾。从胡书记的介绍中，我已经见到了喜剧的光芒。
鉴于既成的事实，我们二人已是亲家了，不管妇女慈母的心情如何？！我们男同志之间的友谊总可以增进的吧！我请求您百忙中，赐回信一封，赐全家福一张。
只要你注明，我可以不回信。当然，更盼望你到我家来玩，我深信会有这一天的。
孩子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国家的，我这次出差来岭底，是与孩子的大伯商议过的。是他亲自送我上火车的。历史的，已成为历史了，现实生活从现今开始吧！
祝好！
写好后，我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岭底到广丰，每天只有三班汽车，但五年前更苦，没通汽车，岭底人出门，要翻四座大山，步行四十里路，到军坛，才有汽车去广丰。
早上，我上了汽车，孩子突然来了，他真是个有礼貌懂事的孩子啊！他敲窗叫我叔叔，向我招手，又说他要去上课的，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我伸手摸了他的头皮，意味深长地说：“你能记住我这个杭州的叔叔吗？你能听我的劝导好好读书吗？你长大了能来杭州看我吗？……”他懂事地点点头说：“我能记住叔叔，记住你，杭州叔叔好！我上课去了，再见。”边走边摇手告别。怎能使我不感动呢？！毕竟他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啊！
汽车上的三个多小时，我昏昏沉沉，似醒非醒地回想着我妻子近十年来她思念儿子的苦情，有了上一次的探路之行，她总有机会可以来探望孩子的，我深信不疑。
汽车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绕行，上山的路又窄又陡，汽车的马达声嘶鸣着，有声嘶力竭之感。我坐在车上，思绪如行盘山公路，围着这个小孩的身世在盘旋。
我有一种困乏无救的感觉，这九年来，我总认为小孩生长在一个知识家庭，他的成长，应当有知识家庭的斯文和雅韵。哪知，他在这么一个山沟沟里成长着，瘦弱的身体，黑不溜秋的肤色，他说他会砍柴，会捕鱼，会钓石蛙，会放山羊。
这个时候，汽车已爬上了最高的那个山峰，要下坡而行了。开山区的司机，上山时都轰了大油门，不惜汽油的消耗，下山时，司机凭他的经验，常常会关了油门，空档滑行，我真的十分害怕这种驾车方式。
车速越滑越快，还好，又来个小上坡，缓冲车速。呀！孩子的人生路上，与这山地行车如同一辙啊。
岁月匆匆，一晃，两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84年7月9日，我，陈纪林会计，沈金荣副厂长，三人出差南昌。
改革开放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沿海各省，特别是江浙二省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内地的农民工，大量涌入江浙，自此，火车里严重超员，人满为患。
我们虽然坐的是硬卧车厢，但白天，车厢里挤满了持无座坐票的乘客，他们会可怜兮兮恳求我在我的床沿下坐一会，我真不好拒绝，只有到晚上九点，乘警挨个查卧票，才能把这些无座的乘客赶走，白天是不能赶他们的，他们会振振有词，说我来卧铺车厢找亲朋好友的，所以不能赶。
到晚上九点，只要一查票，这些无座乘客，你不赶，他也会自觉到二节硬座车厢的接头的过道上，席地而坐，甚至占了公厕，反锁了门，享受这臭烘烘的“包”厢，害得要方便之人，找不到“方便”之处，急得跺脚嚷嚷……。
三十年前的情景，在当代民工的春运中，不知是否如此。加上盛夏天气，无比的炎热，车厢内如蒸笼一般，旅途之苦，自不必言谈了。第二天，7月10日中午，火车到南昌，我们住进劳动服务大楼208号房。
1982年，我厂在南昌设销售机构已二年了！在南昌的销售已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南昌的销售过程中，发生六起拖欠货款的烂账，有近两万元货款收不回来。
这六家企业，全在南昌市西湖区，早一个月之前，南昌涂老就向西湖区法院递了呈文，要求调解督办。为配合法院最终开庭，我们于1984年7月9日，杭州坐109次车去南昌。
这六户烂账，系企业濒临破产、倒闭或人事更动后，新领导不认旧账而产生的。我权衡利弊后，决定趁这些单位还在，还有些资产，早点通过法院解决，能收回多少就多少，以减轻损失。下午与涂师傅去了西湖区法院，拜会了办案的法官，商定了办案部署。
通过四天奔波，法院收到了一部分现金，有一部分抵债实物，直接运杭州。其余货款，大致落实了还软计划。
到14号，我留下陈、沈二位同事，让他们继续办案清账，我先离开南昌，去上饶去和妻子相见。
同样，这次来江西，另有任务。
两年来，老婆虽然没有在我面前说想念小孩的话，但我有数，在她空闲之时，特别是每天睡觉之际，她都在思念儿子，我默默地思忖着，让她也去一次江西，以慰她心中思念之苦。
去南昌之前，我对她说，我们一同去江西，我陪你先去广丰岭底林场，看了小孩之后，我去南昌办事，你返杭州。她思量之后，认为不妥，这样会被人误解和诟骂，公费办私事。
为避人们耳目，我们二人，不宜同赴江西，决定分开走，相约在上饶见面，到时一同回杭为妥。
我计算好了办事日程。与妻约定，她秘密地于7月14日坐109次，于15日早上六点到上饶，我在14日从南昌坐金华的慢车到上饶，会准时到上饶火车站接109次。会面后，一同去底岭探望小孩。
还只怕我南昌的事没办好，脱身不开，接不上109次火车，我写好了一个地址，作为第二接头的地点，如果我接不到火车，要她在火车站边上，找车站装卸作业所，寻与我厂有业往来的寿主任。
我还提前写信给寿主任，告诉他我与老婆在7月15日早上约会上饶火车站的事，希望他注意时间，给予援手。那时候，通讯不便，完全依靠计划周密，才能办事。
十四日早上，我从南昌上了昌金普客，一切如意，慢车没晚点。然而我的经历中，坐的慢车晚点是正常的，慢车不晚点是侥幸。
那时候的火车调度，保快客的正点率，而慢车，短途旅客多，到一个小站，只有二三分钟的停车时间，旅客上下的时间往往不够用，很容易造成晚点。
我下车后，先拜访寿主任，询问109是否整点运行，回答说是，我一颗悬着心慢慢放了下来。
我与他在烟雾中聊着天，寿主任陪着我，在上饶车站饭店晚餐，谈家庭，谈工作，也谈人生，大家都四十开外了，谈“不惑”的感悟……寿主任是我业务圈朋友中相处平等又能敞胸露怀的人之一。
1984年7月15日早上五点，我提前起床，到五点半，寿主任来了，我去退了房，提了行李，在寿主任的陪同下，去了车站出口接站。
六点左右，老婆从乘坐的109次快客上，正点出站。我们一起去吃了早点，顺利约会老婆。老婆把一只包包递给我，包中有我让老婆随身带来的两条金猴牌长嘴香烟和二瓶绍兴监湖八年陈黄酒，送给寿主任，他喜好这二宗物事，千恩万谢。
与寿主任告别后，购得上午8.20去广丰的车票，上了长途汽车，去广丰县城转车，车开出不久，老婆倚在我身上，很快地睡着了，我在想，她为了这次广丰之行，已经有了许多的不眠之夜了！
昨夜，她坐的虽是硬卧，但心仍悬着，肯定没有睡好吧！上了长途车，又坐在我身旁，解除了悬着的心念，瞌睡是正常的，就让她美美地打个瞌睡吧！
六月黄天，杭州是炎热无比，好在这里是上饶，又是早晨，疲倦的人，在车的摇晃中，更易入睡，我竭力保持着让老婆舒服的姿态，便于她入眠。
到广丰，下车后，先去买到岭底林场去的汽车票，买到了下午1.10分的车票。离开车还有三个小时，马上去几家有业务往来的单位转了转，摸了一下情况，扩大了生意。
这个时候，“共大”已撤销办学，广丰分校已改成岭底林场了。
两年前，我只身来过，但没有与孩子的养父母有过联系。我曾留下过一封信给冯老师，但他没回信，看来是不想和我们往来。所以，这次来看孩子，我俩并没有与冯老师联系过，贸然而至。决定在孩子面前，仍然隐瞒身份，以朋友之名而来。
到岭底下车，我搜索着两年前的印象，凭记忆，怀着惴惴不安之心，找到了小孩的家，大门开着，一位妇女在门口踩着缝衣机做衣服，我猜想是孩子的养母吧。
我上前向叫了一声冯嫂，说我从杭州来，她看到我俩，好像突然明白了我俩的身份，马上停了生活，站起来欢迎我俩，态度十分地和善与欢欣。
我妻子的拘谨之态，在冯嫂的热情神色中消化了，两个同年龄段的女人，沟通是很便捷的，从做男衬衣的领子开始的。提纲挈领，开了个好头！
我妻子虽然不是义乌人，但她很有语言天赋，她会讲金华城里话，诸暨安华话，义乌城里话，杭州话，上海话，她学语言特别快，嫁到我家两个月，就能用我地的方言与邻居对白了。
今天，她的语言天赋显出了神奇的好处，她用义乌话同冯嫂交流，距离一下子近了。
看来，我与冯老师的缘分太浅，他又去义乌了，这次是为了调动工作回义乌的。他们全家在下个月，即将迁返义乌，冯老师将在老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教历史，也算是闯荡江湖后，真正的落叶归根了。
两个女人的话很多，我插不进去，我见小孩子没有在场，便问小孩去哪了，冯嫂说，因为马上要搬家了，孩子昨天去他的干叔叔家里了，要玩几天才回家，我问，多远？冯嫂说有十多里路。
我说，告诉我地址与姓名，我去找，冯嫂通情达理，你一个人去是找不到的，走山路吃不消的，我叫个人去把小孩子叫回来就可以了，说完，她出门去找人了。我怕她故弄玄虚，决定，我必须同他起去找小孩。
一路上，我同这位小个子的聊天，了解到他是林场的职工，他盛赞林场冯场长夫妇的好。对他们一家回浙江十分惋惜……
也知道了林场胡书记趁暑假回老家去了，我托这位哥，以后碰到书记，代为致意问候。
爬了二座山，涉水了三条溪沟，说是抄了近路，走了一个钟头，终于找到了孩子。
这个孩子啊！他与许多小伙伴在溪沟中玩水，二年不见，已十五岁了，但个子不大，偏矮，成了一个真正的岭底山里佬。因为此地是大山，这里的男性村民们，个子都矮小，高大威猛的男性我没有见到过。
小孩见到我，还认识我，叫我叔叔，孩子他光着上身，赤着脚，只穿一条短裤， 瘦骨嶙峋，浑身湿淋淋，汗涔涔的，像条泥鳅。
他眨着小眼睛，朝我笑看，看着我。他的小玩伴们，远远地怯生生地站着，没有围过来，小孩怔怔地看着我。
我一语双关地说，你妈叫你回家，他说，我才来一天，言下之意是不想回去，因为这里比家里自由好玩。我同来的向导发话了，说了一句当地土话，我没听懂，但孩子乖乖地去拿了衣服，与小伙伴招手告别了。
在回孩子家的路上，孩子因为将回浙江义乌老家生活，所以他特别想了解浙江义乌的事情，他尽管个子矮小，但毕竟已十五虚岁了，他有了思想了。
他问义乌的学校，问学校的考试，又问学校的课本与江西是否一样？可是我，没有很好的与他交流，没有一一的给予解答，一来是我学识浅薄，二来是我在担心着母子相会的情景。
我自己的内心也七零八落的，如何还会有心思与孩子交流呢？
在电视中，母子相会有惯见的激动与激情，我生怕也发生在我老婆身上，主要是怕我老婆行为异常，怕我老婆控制不住情感，理智失常，会失掉原本约定不公开身世的承诺。所以，我的思绪在想着各种可以缓释情绪激动的办法与提防情绪化的办法。
快到孩子他家了，我开始实施路上想好的步骤。我让孩子在溪边先把身子洗洗干净，我告诉他，我去他家叫她妈妈把他的替换衣裤与毛巾拿来给他。
我快步奔向他家，对冯嫂说，孩子在溪边洗澡，叫她把毛巾、衣裤送去，并嘱咐她，等一下儿子回来时，可以称呼我老婆为大妈或阿姨，都可，千万别露了马脚，我怕冯老师不高兴，妈嫂点头答应了。
我对妻子说，这大山里的男人，个子都矮小，这孩子比我们的小儿子还矮，你给孩子买来的衣服可能太大了，要明年才可以穿呢？
妻子说，这里的男人，是真的比我们那里的的人普遍要矮小一点。我这是缓解她原有的期望值，因为孩子的生父是高大的，老婆想儿子十五岁了，应该有十五岁的身高！防止她吃惊，我为她打预防针。
孩子跟在她妈背后回家了，冯嫂让孩子叫我老婆阿姨，孩子他乐呵呵很亲热的叫了一声阿姨，我妻子平平淡淡的应付着，她没有激动，没有泪水，不知是我的伎俩在起缓释作用？还是她命硬心冷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在起着作用！？
孩子，他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这个“阿姨”是自己的生母，再说，十五岁这个年龄，即便知道身世，也体会不到骨肉亲情的涵义的。人必须在自己有了下一代之后，才会知道骨肉亲情的分量。
孩子虽然蒙在鼓里，但血缘的亲情在冥冥之中起着作用，孩子对我老婆很亲热，一点也不陌生，一般来说，十五岁的男孩，是叛逆期缄默不开口的年龄段，他不但一反往常的顽皮，变得循规蹈矩，而且很有天谈，孩子还用老家的义乌话掺杂着与我老婆聊，看着他们母子亲情，我在感叹着血浓于水呀！
老婆、冯嫂和孩子三人，聊得十分开心，欢声笑语，充满小屋，我的心情也十分放松，上次来，没功夫看景，这次我要好好享受大山的风景了。
等我回到冯家，冯嫂开始晚炊了。我在灶旁坐着喝茶，看她往大铁锅中加了许多勺水，她把预备好的碗菜：家乡咸猪肉，溪滩石斑鱼干，洒过菜油的干菜，干菜红茄，玉米棒棒，一一放入蒸桶里，盖上盖，一会儿，热气冒结了，肉香，鱼干香，干菜香，饭香都出来了，她也不添柴了，就这样焖着。
开饭了！
她先把蒸桶盖掀开，放出了大量水蒸气，然后，又把盖盖上，卸掉蒸桶四周的蒸布，双手握住蒸桶的二只耳朵，左右旋转一下，平端放到预备在边上的木架上。
掀开蒸盖，端出碗菜，分食玉米棒，真好吃！
蒸桶里的干饭，松、软、散，吃起来，别有风味。
晚上，我们投宿在林场招待所，在异乡陌地的木板房中，与妻小别重逄，加上见了小孩的愉悦，老婆一反往常，柔顺无限，似胶如漆，格外恩爱，至今三十年矣！
1984年7月16日早上，我们与冯嫂道别，约定到义乌后，再联系。分手时，孩子倚在他养母的身旁，挥手与我们夫妻告别了。
8时，我俩挤上了岭底的长途班车，到上饶是下午三点了，寿主任为我们购好了192次快客票，17日上午到义乌下车，转558次普客到郑家坞下车，傍晚358次回杭州，到家已经是晚上9时了。